追记“人民教育家”高铭暄：“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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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对每个教育人来说，2026年的早春是够残忍的。2月26日和3月14日，短短不到20天里，高铭暄、于漪两位“人民教育家”先后离我们而去。叶圣陶曾挽鲁迅先生云：“木坏山颓万众悲，感人岂独在文辞。”清明将至，本报特刊发追记，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作者 | 本报记者储召生

翁小平

3月2日的北京，清晨的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送别的队伍蜿蜒如河。寒风与细雪中，人们胸佩白花等待着，仿佛天地也以这素白的方式，共同哀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顾问教授高铭暄。

在新中国刑事法治发展史上，高铭暄有太多的唯一和第一：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主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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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家”五个大字，更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奠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1954年，刚留校一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高铭暄被选派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26岁的他是起草小组中最年轻的。自此，他的人生便与国家的刑法立法事业紧紧绑定。

25年曲折、前后修改38稿，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高铭暄热泪盈眶——他深知，这一刻标志着“新中国结束了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高铭暄的贡献更体现在为中国刑法学奠定了坚实的自主知识根基。立法过程中，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理与国情；针对传统“诬告反坐”的表述，他主张摒弃对等报复思维，以罪责均衡为原则重新设计条文；对源自苏联的法律用语“抗议”，他建议改为更符合中国司法实践的“抗诉”，最终被立法正式采纳。

面对法学教育资料近乎空白的局面，高铭暄深感自己有义务为学子提供学术参考，于1981年出版了学术论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1982年，他受命主编新中国第一部全国统编刑法学教材《刑法学》，深深影响了几代法学学子。此后，他先后主编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数十部，被公认为“我国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这些教材和著作构建起系统、科学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哺育了成千上万的学子，以至于许多刑法学学子都开玩笑地称呼高铭暄是他们的“祖师爷”。

创办于1984年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高铭暄是主要的发起和创办者，被同人公推为首届干事会总干事（后改为会长），并连续担任17年会长，2001年卸任会长后还一直担任名誉会长。“先生的思想高度、人格风范与治学精神，已深度内化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并成为研究会最厚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现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说。

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是培养学生

杏坛耕耘70余载，高铭暄无比珍视教师这一神圣职业。他说：“培养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就。”他用独特的教学方法与充满智慧的教育理念，为中国法学界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姜伟是高铭暄的嫡传弟子，从1978年追随先生学习法律，迄今已有48年之久。姜伟的本硕博论文导师都是高铭暄，在他看来，高老师从不把讲课或学问当作饭碗和工具，教学、治学的认真态度可以用“极致”来形容。

鲜有人知道的是，现已成为学术界通用科研方法的“综述研究法”，在刑法教学领域是高铭暄首倡并推广的。这一方法要求学生针对特定的课题，全面收集中外资料深入阅读，并结合现实进行思考，最终综合各种观点写成一篇综述性论文。高铭暄还将这一方法与“三严”（严格要求、严肃态度、严密方法）、“四能”（阅读、翻译、研究、写作）、“五结合”（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的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而高效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对学生，高铭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的。在刑法学界近年来著名的犯罪构成理论到底应该引入“三阶层”，还是应该坚持“四要件”的争论中，他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与他持相反观点。但激烈的论战从没有影响师生情谊，高铭暄总说，“学术是学术，关系是关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高铭暄对课堂教学极其严肃认真，即使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他仍会精心准备到凌晨。他的儿子高晓东回忆说：“哪怕是相同的内容讲给不同的人听，他也坚持重新整理讲义。”

为了提携青年才俊，高铭暄还用个人积蓄发起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术基金。2002年，“高铭暄刑法学发展基金”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2009年，“京师高铭暄刑事法学发展基金”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这些基金的宗旨，就在于传承和发扬老一辈刑法学者的治学精神，奖掖和激励刑法学界的青年才俊。

将学术生命融入法治中国建设

都说高校教师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但在高铭暄身上，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充满家国情怀的远见、无私和忘我。他始终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社会的法律需求紧密结合，实现了从“书斋里的学者”到“法治建设的参与者”的完美升华。

从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到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研讨，高铭暄始终是国家立法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他曾主持起草刑法总则修改建议稿，推动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三大原则写入法典，为中国刑法的现代化注入灵魂；在死刑问题上，他坚守“少杀、慎杀、严禁错杀”的立场，呼吁严格死刑适用标准，以法治力量守护生命权。他的建言温和而坚定，深刻影响着中国刑事法治向着更文明、更谦抑的方向前行。

高铭暄深知，法治的进步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他多次参与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研讨咨询工作，担任中国法学会、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国际刑法学协会要职多年，将中国法治声音带上世界舞台。2015年，他获得了素有“刑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成为获此殊荣的亚洲第一人。

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田文昌1995年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从事专职律师，特别邀请高铭暄担任律所的专家顾问。田文昌说：“高老师特别关心刑事法治的司法实践问题，经常提醒我作为学者出身的专职律师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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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心国内的刑事法治发展，高铭暄还对“如何让中国刑法走向世界”这一课题始终孜孜不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说：“刑法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或者中国刑法走向世界，并不像今天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条坦途，是有很多坎坷和波折的。高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也一直秉持甘于奉献、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

高铭暄也是京剧票友。年幼时，他曾在父亲指点下学唱京剧名家片段，并将其作为业余爱好坚持了一生。《洪羊洞》里杨六郎唱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高铭暄唱得极好，也做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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